新余方面指责“是袁河上游一些地方乱排放导致水体污染”，而上游各市县也不服气，并颇有微词：是新余自己污水处理没搞好，为了保护袁河流域的水质，上游发展受到很大限制。

上、下游如何来分担保护和治理的责任？这一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沿河各政府。

但省里也无此项经费，谁来出？在讨论试点方案时，曾被这一问题困扰。省人大环资委去年结题的一项课题——《赣江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研究》，提供了解决思路。几经讨论，最终敲定：由省财政单独列支，设立袁河水资源生态补偿资金，每年500万元，分2012、2013、2014三年实施。

今年2月，《袁河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试点方案（试行）》正式印发，提出以“谁污染谁付费、谁破坏谁补偿”为原则，在袁河流经的萍乡、宜春、新余交界口设立4个水质、水量监测点，由第三方负责监测。每月测一次，到年终汇总进行测算，并依此进行奖罚。

凡当年水质指标值优于控制目标的，对上游设区市进行奖励；劣于控制目标的，对上游设区市进行处罚。而控制目标是依据前三年数据来制定，但奖罚数额在方案中并未明确。

突围：生态补偿倒逼袁河“保卫战”

确定开展袁河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之后，萍乡、宜春、新余三地互相暗中较劲，今年围绕袁河整治打了一场雷厉风行的“突围战”、“冲锋战”。

对于这种“雷厉风行”，家住袁州区西村镇分界小学附近的张秀莲（化名）还有点不适应。分界小学旁边有两个养猪场，离袁河不远，猪粪就露天堆在附近的鱼塘里，遇到下雨天，粪便就化成水汁往外溢。

“那真是臭气熏天，把蚊子和苍蝇都给引来了。”张秀莲说，当地村民多次向环保部门反映，但一直没有解决。张秀莲告诉记者，今年下半年情况好多了，那个大沼气池也启用了，养猪场老板还派人清理了鱼塘。

这缘于一场席卷沿河各市县区的袁河“保卫战”——各市县区不约而同地展开了袁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；芦溪县先后关停了华云造纸厂等30多家企业；新余市完成江河流域退矿、退厂还林和荒山造林3.3万亩；袁州区关停或搬迁3家养殖场，取缔塑料粒子厂17家。

宜春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主任辛海波对记者说，袁河整治，每年都在开展，但今年力度更大，而且在执法方面形成了强大的合力。

芦溪县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表示：“生态补偿试点是一项系统工程，我们不能拖后腿。每月要监测数据，稍有不慎，很容易出现水质下降的情况，时刻需要绷紧这根弦。”

对于这项试点制度，相关市县区也有更高的期待。

芦溪县人大常委会就建议，要建立多渠道生态补偿资金筹措机制，如出台征收自来水生态费政策，将生态保护费列入自来水成本中，水源保护区按供水量收集生态保护资金；对山区保护生态环境放弃的有关经济发展权给予补偿。

也有人向记者反映补偿金额太少，每年仅有500万元，“蛋糕”太小，而且是几个地方来分。此外，这500万元资金怎么划拨、怎么使用管理，要进一步明确。

戴年华认为，在生态补偿方面，江西先行先试，值得肯定。但若要形成长效机制，还得期待国务院《生态补偿条例》尽快出台。

希冀：国家生态补偿的立法期待

事实上，在沉寂数年之后，生态补偿立法也确实进入了实际操作层面。早在2010年4月26日，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《生态补偿条例》起草工作正式启动，随后由财政部、环保部等14个部委组成的调研小组奔赴各地进行调研，并在去年形成了草案初稿。

在此期间，有媒体称，因牵涉面广、矛盾复杂，此次生态补偿的立法进程，将被推迟。

中国工程院院士、《生态补偿条例》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李文华透露，也不是推迟，生态补偿本身涉及利益调整复杂，每个地区需要不同的补偿标准，需要仔细推敲和权衡，所以这部法规的出台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，需要耐心等待。他建议，在条例出台前先颁布“生态补偿指导意见”，再根据意见实施结果进行修改。

戴年华则建议，《生态补偿条例》提供的生态补偿方式应该体现多元化，某些地方的生态补偿机制应将补偿重心逐渐由“输血型”补偿改变为“造血型”补偿，也可加大技能补偿、产业补偿和政策补偿的力度。

生态补偿的国家立法，寄托了人们更多的希冀。尤其是党的十八大，把“生态文明”写入党章，提出了建设“美丽中国”。受访的一些专家表示，这或许为国务院《生态补偿条例》加快立法进程提供了契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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